我终于尝到了一点点蜜

我与诗相依为命已整整60个年头。我目前的状况与困恼，不仅在创作中有，首先是人生的：人和诗都活得很累，当今像这样的人，为数不会少。有人劝我说，人活一世，何必自寻烦恼去写诗，没有诗，人照样活着。我对他说：没有诗，我活不成。

记得前几年，我曾快活地说，近10年是我一生中最为清醒的一段时间。好心的朋友们都信以为真，他们希望我真的能走出苦海，修成正果。我多么渴望享有迷梦和恶梦清醒之后的那种轻松与超脱！20岁之前，我信奉莱蒙托夫的一句话：“让我尝一点蜜，我就可以死去。”可这点点蜜，一直没有尝到；我以为诗里能尝到，诗里没有蜜。

此刻，我真的清醒了，还是又在说天真的昏话？现实的人生境遇已经无情地做了说明，我的清醒只不过是一闪即灭的幻觉。

回头看看近百年来新诗的历史和现实，如此地动荡，如此地丰富，又如此地严酷和悲壮，仅仅凭个人创作体验生发出的一点直觉感应，是难以揭示其深邃而复杂的本质的。不善于理性思维和不愿回头观望的我，遇到了真正的大难题。

今年初，我印了一小本散文，其中有三四篇是谈诗的，在《后记》里有几句说到了我这一生与诗的缘分：“由于长期陷落在历史的断层之中，深切感知了人生的艰险与真谛；然而，与死亡相差无几的苦难和孤独，却反而使心灵获得了挣扎、奋发和超脱的求生力量。在危难中诗拯救过我，诗同时也令我蒙受了屈辱和灾难，但诗的正气又使我在世俗的纷扰中从未昏迷和堕落。感谢苦难而庄严的人生，感谢诗的灵光一直照耀并指引我匍匐前进！”这些沉重的苦涩，像从心里挤出来的粒粒汉字，看似扼要严谨，其实是泪眼回首，一片模糊，远没有把我和诗的全部经历与感悟诉述明白。

此刻的我，比写这篇《后记》时似乎又清醒了一点，可我仍不得不承认，即使再苦苦地写上几千字，也难以解开我与诗的这个命运的死结。我这个人，对于人世间的许多难题都曾被迫作过解答，有几次还在法庭上有理有据地含泪供述了自己的清白。谢天谢地，在危难中，我常常奇异地清醒。可是，多少年来，只要触及陷入危难之中的诗，我却从来没有谈清楚过，连一回都没有！我一生参不透他（有人把诗代名为她或它，我一直把诗视作雄性与神性，这或许就是我的狭隘和愚顽不化之处）。说到底，我不过是一个朝向诗不断跋涉的苦行僧而已；我不信神佛，但我自小被信徒们的苦行精神所感动。小时候我见过蒙古人去五台山拜佛，一路磕头，膝盖跪得血淋淋的。

有不少哲人说，诗不仅能超越生命，而且能超越命运。我深信不疑。我就是怀着这个信念写诗的。但是诗人却永远走不到诗的尽头。所谓诗的超越本能，不是突然之间的飞跃；它的超越是与不断的探索不可分，超越是在艰难的探索之中显现出来的。当然这只是我多年来的一点体验。我多么希望真的能看见几个飞跃的诗人，歌唱着越过天空。我一直认为诗与诗人是全身心的融合，诗与诗人不存在任何距离。然而，诗人又时刻能感悟到诗永远只是在心中孕育出的预言，如美妙的梦境展现在远方。

这里必须加上一句，诗是诗人全部身心地和现实人生的融合，没有这个血肉的融合，诗和诗人都无法创造出赖以立脚的地方。

近几个月来，我的情绪不够平稳，常常为中国新诗的困苦现状和难卜的命运感到忧虑。

15年前读到过一篇谈诗和现代人心灵的文章，印象很深。说美国诗坛从未发生过什么真正推翻一切的革命，而是一种有秩序且合乎逻辑的自自然然的发展。还读到惠特曼晚年写的几篇回忆性散文，已经半瘫的老诗人说，当他回顾美国诗歌不长的历史，感到阵阵清风朝着他吹拂。他是公认的美国现代诗的开拓者，却绝无一点偏执的否定历史和新诗人的情绪。这些片断文字引起我深深的思考。怀着某种发现的喜悦心情，匆匆地写了一篇命题为《诗的新生代》的文章，评述了当时中国诗歌创作生气勃勃的状况，从充满昂奋悲壮情绪的朦胧诗进入了一个广阔而显得平静自然的境域。一群一伙的年轻的诗人一声不吭地涌现在惊喜的读者面前。又过了几年，诗歌创作领域形成了风格各异的多元的更为宽松的局面，出现了难以数计的新来者。他们不是人们企望的闪耀着光彩的斗士，他们平凡而自在，从语言和情境显现出多年来难见的个人的风度。

朦胧诗与新生代诗之间没有明显地出现所谓的“代沟”，或互相排斥的撞击情况；相处得十分融洽，创作中相互尊重交流，他们之中有不少人风格逐渐地靠近了。与当前（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的诗坛呈现的现象形成对比，又引起我久久的苦思。

“文革”时期，许多经受过种种磨难和锻炼的青年诗人，怀着沉重的忧患感和人生理想，他们的个人命运与整个民族灾难相撞并联系在一起，在创作之中显示出了高尚而坚贞的品质，敢冒杀身的风险，向黑暗的专制势力投射出了密集的火箭般的诗篇，为中国诗歌冲开了一道透亮的裂口，地火随即喷了出来。他们的献身和呼号唤醒并激活了一代纯洁的灵慧的后来者，也激励了不少年老的久久沉默的诗人。我就是久久沉默的一“分子”，那种沉默在当时其实是抗争命运的奇特的“声音”。就在朦胧诗萌发的那几年，不少如我一样沉默的诗人都先后沉雷一样地醒了过来。新生代和更新的一代浩浩荡荡地涌现了出来，还有，我们这些人归来，都是合乎逻辑的历史动向，也是诗歌创作内部发展的自然结果，没有被任何外部的非诗的势力操纵或诱导，是50年来中国多灾多难的新诗获得的一次堪称划时代的真正的进展。

这个新诗的发展势头，仍在向更深广的创作境域喧闹着拓展着，探寻前进的路径，并不断地调整和丰富着生存的姿态。

苦尽甘来，我终于尝到了一点点蜜。